（一）古代中国

疫病，即现代医学所说的流行病，指的是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曰：“疫者，民皆病也。”疫病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一般泛称为疫、疠、疫疠、瘟、瘟（温）疫、温病、伤寒、时气等，其中以“疫”最为常见。

在历史上，中国是大疫频繁发生的国家，3000多年大疫史上有两个活跃期（2-3世纪、16-19世纪），且有愈后愈多之势，从百年一遇，到数十年一遇、数年一遇；东部多，西部少，以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最甚；存在着灾害链，有旱疫、涝疫、饥疫等10多种灾害链。

1、中国疫灾的规律 第一，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度，在公元前770到公元1911年间，疫灾频度为25%，平均每4年中就有一年发生过疫灾。

第二，中国疫灾的时间分布不均衡，3-6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14-19世纪的明清时期是中国两个疫灾高峰期。疫灾频度的变化与社会的治乱变化相关，大体而言，疫灾相对稀少的时期也是社会相对稳定、国力相对强盛的时期。

第三，中国疫灾频度具有不同时间尺度的周期性变化，较小的周期叠加形成较大的周期。在世纪和千年时间尺度上，疫灾频度与气候的寒冷程度成正相关，寒冷期疫灾频繁，温暖期疫灾稀少，气候越寒冷，疫灾越频繁，寒冷期越长，疫灾频繁期也越长，3000年来，中国气候的趋干趋冷，也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疫灾日趋频繁的长期变迁趋势。

第四，中国疫灾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城市重于乡村，都城重于一般城市，人口稠密地区重于人口稀少地区，自然疫源地区重于非疫源地地区，自然灾害多发地区重于自然灾害少发地区。

第五，区域开发过程和人地关系演变对疫灾分布变迁起着重大影响，3000年来中国疫灾区域有从黄河中下游向外逐渐扩展趋势，疫灾重心有由北向南、由东向西迁移的趋势。

2、中国疫灾的影响

第一，疫疾最为直接的灾难是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在和平年代，一般性瘟疫对疫区造成的人口损失率多在2%以下；较为严重的可能达到2%-3%；特别严重的瘟疫，比如霍乱这类烈性传染病，在个别较小社区中，导致的死亡率虽可达15%左右，不过在一个较大范围内，比如乡、县等，则一次瘟疫所损失的人口很难达到5%，即使连续两年或以上发生疫情，也一般不会超过10%。

在战争时期，比例会高一些，但超过20%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第二，瘟疫与战争的关系。瘟疫流行给国计民生带来损失，人民的生命财产深受其害，甚至影响战争的胜负。

反之，战争也带来瘟疫的蔓延和流行。历史上记录与战争有关的疫病流行只有80起，占疫病流行总数的11%，反映了历史上的部分情况。

瘟疫流行对战争影响有以下四种情况：疫病流行而导致战争失败或罢兵；疾疫流行兵员大减，影响战争进程；军队远征，异地传播疾病，难民流动，扩大疾病传播范围，使战乱灾难更加严重。如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兵败赤壁，以致造成三分天下，三国鼎立之局面。曹操为何兵败于赤壁呢？在众多的解释中，有一种重要的观点，即认为是曹军发生大疫所致。曹军兵败赤壁的原因是众多的，但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这场大疫极大程度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这次在赤壁之战时曹军中发生的疾疫，是中国当时流行的十分可怕、凶猛的传染病中的一次局限性流行，它直接导致了曹军战争的失利。

第三，疫病的流行还可能会导致王朝的更替。

明末农民起义期间，军队的征战不断将疫情沿途传播，形成明末鼠疫扩散的动力之一。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

第四，古代疫病的出现，还影响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

从汉末到魏晋，是道教兴起的重要时期。道教之所以会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最混乱无序、黑暗苦难的时期酝酿成熟，除了分裂战乱这一因素外，还与当时疫病的盛行有关。当瘟疫日益严重的时期，民间道教运动就会活跃起来，而且表现得异常极端；当瘟疫之灾有所缓解的时候，道教运动就会变得相对温和起来。道教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瘟疫之灾，它为战胜瘟疫之灾提供了技术系统和信仰主义两种解决之道。

第五，瘟疫与风俗关系。节日习俗都是原来预防或庆祝战胜某种疫病的活动，对瘟疫一般有预防作用。通过长期的与杀伤力巨大、给生命造成巨大威胁的疫疾斗争，人们有了朦胧的认识和初步经验尝试，它们也希望通过这种种活动与禁忌能把瘟鬼挡在门外，保佑一家大小的生命安全，体现了人们的一种畏惧而又无奈的心态反应。

3、政府与民间共抗疫 古人在与疫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疫病防控措施，其中很多措施对我们今天都有借鉴意义。

第一，隔离防疫，阻止疫情传播。在我国古代，医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一些疾病的传染性，并主张通过隔离的方式来阻隔疫情的传播。在《汉书》中，就有用“隔离”来防控疫情的记载。

比如，在疫情发生时，会建立专门的“病迁坊”，用来隔离患病的人。在唐朝时，在发生麻风疫情时，通过建立“病人坊”来阻隔疫情。

第二，研发疫苗，防治未病。天花曾经是威胁人类的一种重大传染病。不过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现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通过提取天花病人身体的痘浆、痘疮结痂等，注射给健康的人，让人体内产生一定的抗体，从而防御疫情。

这种人痘接种在牛痘接种前，可以有效地预防天花疾病，并在我国广泛地推广应用。

第三，财政支持抗击疫情。抗击疫情不仅需要精湛的医疗技术，还要有财政作为支持。在我国历史上，很多时候发生疫情的时候，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朝廷都会推行减免税赋的政策，比如会对收成达不到一定比例的家庭，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以帮助他们维系基本的生活。

财政的支持对抗击疫情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官方的惠民药房等。

第四，医者仁心，永远不变的是伟大的逆行者。虽然我国古代的医疗技术比较有限，但是在与疫情的斗争中，医护人员总是在一线上。历史上，疫情爆发时，也是名医辈出的。

比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汉代的华佗，在乱世仍秉承治病救人的理念，行医救人。

李时珍、叶天士等医者都在防控疫情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与传染病流行密切相关的公共卫生也同样受到重视，例如注重饮食及饮水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改善生活居住环境；大力提倡植树造林等方面收效良好。

（二）古代世界

1、瘟疫与雅典战败 公元前431-前404年，希腊世界最为强大的两个城邦——雅典与斯巴达——发生了战争。战争开始的第二年，一场大瘟疫侵袭了雅典。

病症来势凶猛，病人发热，极度口渴，舌头和喉咙充血，身体皮肤的颜色红中泛灰，最后长出脓疱溃烂。各阶层的人都会得这种病，包括富人和穷人。医生们无能为力，他们自己也因此而死。

瘟疫给予了雅典同盟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瘟疫肆虐的时间很短，但死亡人数很多。

可能至少有1/3到2/3的雅典人死亡，包括雅典著名的将军伯利克里。雅典不仅损失了大量的军队和优秀的统帅，而且导致自身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无法做出明智的战略决策。更可怕的是，灾难导致了人们的精神崩溃，使城市居民士气消沉，尤其是破坏了海军的战斗力，这就使雅典不能对斯巴达进行强有力的打击。战争在拖延了27年后，到公元前404年以雅典战败告终。

2、瘟疫与罗马帝国覆灭

罗马历史上有三次大瘟疫——塔西佗《编年史》记载的公元65年大瘟疫、公元前167年的“安东尼瘟疫”（又称“盖伦医生疫病”）和公元250年的西普里安瘟疫。当然，除了这三次大的瘟疫外，还有诸多其他瘟疫发生。这些周期性爆发的瘟疫对罗马帝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对其人口、经济、军事、政治，还是对宗教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第一，瘟疫导致罗马帝国人口大量减少和人的体质的下降。瘟疫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西罗马帝国的人口大概从帝国早期的7000万减少到帝国后期的5000万，瘟疫显然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瘟疫大大影响了罗马人的体质，致使人口出生率降低，使人口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

第二，瘟疫导致了罗马经济的衰退。频繁爆发的瘟疫导致了整个帝国不断出现饥荒和通货膨胀，造成了罗马经济生活的极度混乱，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同时，由于瘟疫肆虐带来的人口和耕畜的大量死亡，使整个帝国的土地出现了大面积的抛荒，农村在粮食收获的季节无人收割，从而出现了可怕的大规模饥荒。

第三，瘟疫严重削弱了罗马的军事实力。频繁发生的瘟疫造成的人口大量减少直接导致其兵源供给不足，这就迫使罗马帝国政府不得不大量使用蛮族人（主要是日耳曼人）雇佣兵，造成了军队的“蛮族化”。并进一步影响了罗马战略的重大变化。

其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帝国不再向东扩张，二是对由日耳曼人马考曼尼发动的侵略的征讨推迟了4年，这是罗马帝国军队第一次没有立即发动战役驱逐蛮族的侵犯，而是允许他们居住在帝国的边境。此后，罗马帝国由战略进攻完全进入了战略防御。

第四，瘟疫还造成了罗马帝国政局的动荡和混乱。

瘟疫造成的局面混乱，为野心家的争权夺利创造了机会。蛮族人所占比例上升导致在对外战争中军队组织纪律涣散、将帅不和等许多问题的产生，也为3世纪后期蛮族将领拥兵自重、觊觎皇权埋下了祸根。

第五，瘟疫导致道德信仰陷入全面危机，助催了基督教的兴起和壮大，也进而改变了罗马帝国乃至以后西方的医学史。瘟疫周期性的肆虐使罗马的医生们束手无策，导致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反对希腊医学的科学和合理的发展，迷信活动逐渐抬头。对那些极度恐慌的受害者来说，基督教给予了他们在任何其他宗教信条中都找不到的希望。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把瘟疫作为帝国衰亡的唯一或者主要原因是过于简单化，但毋庸置疑的是，瘟疫确是西罗马帝国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乃至人类的历史。

3、黑死病对西欧的影响

现代历史学家称14世纪中叶那场肆虐于亚洲部分地区、中东、北非和欧洲的鼠疫为“黑死病”。这场疫病对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第一，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中古城市人口集中，接触相对密切和频繁，卫生设备落后，卫生知识缺乏，遭受的危害最为惨烈。

第二，黑死病使欧洲经济生活受到重创。最大的问题是，心灵手巧的工匠在瘟疫期间大批死亡，许多工艺因此失传。

因此，手艺人变得弥足珍贵，比富人的身份还高。社会结构从而有所改变。

第三，黑死病使欧洲学术界失去了许多学者。就大学而言，剑桥大学的40位教授中死了16位，牛津大学的学生人数从3万人降低到6千人。许多大学被迫放弃教拉丁语，主要是因为懂拉丁语的教师数量大为减少，它促使教育变得更实用，更世俗化，向方言转化更快，基督教大一统的局势一去不复返。

第四，瘟疫动摇了基督教的正统神学，使其失去了在思想上的垄断地位。黑死病之前支撑思想和文化秩序的主要机构是教会和大学，但这两个机构都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就教会而言，所剩的教士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许多教会职位空缺，许多教堂处于空无一人的状态。

在这种文化的真空中，新的观念和新的原则开始渗透。在这种新观念中最突出的便是享乐主义，伴随着这种享乐主义的是强烈的个人主义的出现。

欧洲经历了黑死病的冲击，旧的传统思维和思想秩序失去了其原有的优势，为更加现实的思考留出了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成长出了理性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甚至科学的萌芽，从中能够真切地看到文艺复兴的影子。